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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

    北大中文人:我與北大中文系
    來源:光明日報 | 樂黛云 郭錫良 陸儉明 袁行霈 陳平原 陳曉明  2020年11月20日09:12

  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來人才輩出、名師云集,學術薪火代代相傳。北大中文系的歷史可追溯至1910年京師大學堂分科設立“中國文學門”,迄今整110年。在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慶之際,我們刊發6位北大中文學人的口述文章,聽他們回顧其與北大、與北大中文系的結緣經過,講述人生與治學中的點滴感悟,闡釋對如何繼承與發展北大中文傳統、如何繁榮國家語言文學專業的獨到見解。

    北京大學中文系

    樂黛云:總是要創新,要走新路

    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,當時中文系有沈從文先生開設的“大一國文(兼寫作)”、廢名先生的“現代文學作品分析”和“李義山詩的婦女觀”、唐蘭先生的“《說文解字》”、齊良驥先生的“西洋哲學概論”等課程。我最喜歡的課是廢名的“現代文學作品選”。他選的都是別人不選的那些短篇作品,有時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。他講課的時候非常入神,忘乎所以,我們聽著也忘乎所以。沈從文的課我也非常喜歡,他講課很慢。“大一國文”和“大二國文”后來改成了“國文與寫作”,特別加重了寫作的部分。第一年是記敘文寫作,第二年是文藝文寫作,第三年是議論文寫作。因為一連3年都要練習寫作,且每3個禮拜就要交一篇習作,可以短一些,但都要親自寫過,自己立意、自己提煉、自己行文,所以我們那時的寫作功底還是很不錯的。

    20世紀70年代,我給留學生講授了3年“中國現代文學史”,頭兩年以朝鮮留學生為主。那時候我教他們和教中國學生差不多,只是比中國學生的教學內容要淺一點,他們大概能聽得懂。最后一年,我教得比較得意的是一個歐洲班,班上的學生來自12個國家,像比利時、丹麥等西歐、北歐國家,也有英國學生,挺齊全的。他們的學風比較自由,有時候也辯論,我說一個想法后他們就提出自己的看法。那時候,他們講英文我基本上能聽懂,也很鍛煉我的英語聽力和口語。給他們講中國現代文學,為了讓他們理解,我需要講一些英國的或者北歐的文學(那時候我對北歐的文學文化很感興趣),并接觸一些他們所在地域的文學。當時就是這樣自然而然地將中西方兩種文化搭在一起了。【詳細】

    郭錫良(右)與導師王力

    郭錫良:努力繼承國學傳統,博古通今

    1954年夏天,我從武漢大學畢業,被保送到北京大學讀語言學研究生。當時,為了創建一門新學科“漢語史”,同時加強北大語言學師資力量,中央決定把中山大學的語言學系調歸北大,王力先生也從中山大學調到北京大學。北大設置了漢語專業和漢語教研室,王力先生擔任漢語教研室主任。語言專業還開設了研究生班,一共招了15個人,分成漢語史5個人,現代漢語5個人,語言理論5個人。我進了漢語史這個班,導師是王力先生。

    王力先生為培養第一屆漢語史研究生費盡了心思。1954年我們第一學期的課有高名凱先生的“語言學概論”、魏建功先生的“古代漢語”,王先生自己開“漢語史”,這是新開設的課程,受到廣泛重視,有很多人來聽。王先生講課聲調起伏不大,措辭精要,每一節課講授的內容,記錄下來就能變成一篇文章。1955年上學期增加了周達甫先生的“漢語音韻學概要”,這一年還要求讀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,寫一個讀書報告;1955年—1956年,有袁家驊先生的“漢語方言學概要”、呂叔湘先生的“《馬氏文通》導讀”、魏建功先生的“漢語文學語言史”,還要求寫一篇學年論文,我的題目是《韓愈在文學語言方面的理論和實踐》,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。【詳細】

    20世紀60年代,陸儉明(左二)與馬真(右一)、王理嘉(左一)向林燾請教問題

    陸儉明: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

    我1949年小學畢業,原本父親已經給我聯系好到蘇州一個雜貨鋪去當學徒,好在我們家鄉4月就解放了。我7月小學畢業后就隨母親從吳縣東山到崇明我父親那里,并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學。

    我原來是想考清華大學電機系,但到報名的時候,校長和班主任來找我:“陸儉明,現在國家需要文科人才,你報文科吧。”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。我對語文感興趣,就決定考中文系。我問班主任,中文系考哪個學校好?他說當然最好是北京大學。我就說:“行,那就考北京大學。”老師說:“北京大學可不是容易考的,我們畢竟是個農村學校,能不能考上,可不能給你打保票。”我說:“考得上就上,考不上也無所謂。”就這樣考上了。

    我能上中學、進大學,都是因為來了共產黨,所以我對黨有一種報恩思想。我入學后學習很努力,一直追求進步,1956年就入了黨,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謝冕。中文系新生入學不分專業,全年級103人一起上大課,直到二年級結束才分文學、漢語專業。一開始幾乎沒有人報語言專業的。那個時候大家都對語言專業不很了解,而且一般考北大中文系都是想搞文學的。當時系總支一位總支委員就來動員我,說:“陸儉明你是預備黨員,你就得帶個頭,報語言專業吧。”我說:“好,那就報語言。”就這樣,我踏入了語言學這個領域。【詳細】

    1985年與兩位日本學者攝于北大未名湖畔。右起:孫玉石、山田敬三、王瑤、伊藤虎丸、樂黛云、嚴家炎、溫儒敏

    袁行霈:學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

    我入校時正值1952年院系調整后的第二年,清華、燕大兩校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了。老師們有從國統區來的,有從解放區來的,有穿長袍的,有西裝革履的。我們中文系的同學有從普通高中上來的,也有從工農速成中學來的調干生。在這種多元的環境里學習,很有好處。

    課程方面,一年級上過高名凱先生的“語言學概論”,還有游國恩和浦江清先生合開的“先秦兩漢文學史”,游先生講文學史,浦先生講作品選,都非常好。游先生講屈原,涉及“離騷”兩個字的講法,他介紹了普通的說法后,會講他自己的見解。二年級跟林庚先生學習“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”,他是詩人,將自己的詩情融入講課之中,引導我們欣賞領悟,很受歡迎。浦江清先生的“宋元明清文學史”也很有特點,他會唱昆曲,講到元明戲曲時,我們有時候在課上起哄:“浦先生,唱一段!”他就給大家唱一段。

    古代文學是北大中文系最有傳統的專業方向,即便從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算起,游國恩先生、林庚先生、吳組緗先生、浦江清先生、季鎮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學者,他們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取得出色的學術成就。陳貽焮先生、褚斌杰先生、周先慎先生、費振剛先生和我屬于第二代學者,我們在“文革”前讀書、留校,并在“文革”后成長為本學科的中堅力量。葛曉音、程郁綴、夏曉虹、張鳴、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職任教的多位老師則在“文革”后進入北大學習、工作,可以說是第三代學者,而他們培養的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學者也已經站上了講臺。【詳細】

    1985年春節,陳平原(左)與袁行霈(中)在吳組緗(右)家

    陳平原:建立學術自信是我們該有的精神氣度

    20世紀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,那時北大的博士課程剛剛建立,第一屆只有我和溫儒敏兩個博士。所以王瑤先生沒正式開課,除了外語和政治課,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里去聊天,談學問也談人生,從下午一直聊到傍晚。王先生還告訴我,應該去系里幾個老先生那里走走,請教問題。我見得比較多的是吳組緗、林庚、季鎮淮,還有朱德熙。每個老師的性格不一樣,像吳組緗先生特別喜歡說話,能講出各種各樣好玩的東西;季鎮淮先生比較木訥,不愛講話,基本上是問一句答一句,若大家都沒有話,就在那里坐著對看。季先生是夏曉虹的導師,我們比較熟悉,經常去。可以用“從游”這個詞來形容我求學時的情形。傳統中國書院的教學方式本來也就是這樣,大魚游,小魚也游,游著游著小魚就變大魚了。學生們跟老師朝夕相處,一起讀書、生活,觀察老師如何做學問,也看老師的精神狀態及日常生活態度。在這個過程中,他們會自己體貼、模仿。說得出來的,是有形的經驗;而精微之處,很多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或描述的。傳授獨得之秘,是需要心心相印的,這在“從游”過程中比較容易體會到。

    20世紀80年代的校園風氣很活躍,學生們有各自的主張,老師們也有自己的追求。我們的《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》發表以后,北大研究生部舉辦了一個研究生座談會,中文的、歷史的、數學的、物理的學生都來,那樣跨院系、跨學科的對話很精彩。【詳細】

    陳曉明(左)與謝冕

    陳曉明:鐵肩擔道義,妙手著文章

    在全國中文學科中,北大中文系是有其獨特價值的。它是開風氣、“常為新”的,很多學科的開創都是在北大中文系。1952年院系調整合并之后,北大中文系形成了語言、文學、文獻三足鼎立的局面,其學科建設是最為完備的。同時,北大始終在學科上探索前沿,不斷開辟新的領域。比如文藝學這個學科,就是畢達可夫在北大開講之后才有的,而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是樂黛云老師20世紀80年代到國外學習回來后開創的,王瑤先生等前輩奠定了現代文學學科的基礎,張鐘、洪子誠、謝冕、趙祖謨等先生逐步建立起了當代文學學科。所以,北大一直有一種學術風范。北大的“風范”是要有精氣神,有底氣,能標舉旗幟,能立得起來,能當仁不讓。

    對于社會來說,中文學科是“無用之大用”。古人說“重器無鋒”,正是中文系的寫照,它是一種柔綿的力量。“不學詩,無以言”,因此,中文恰恰是國之大器。

    那么北大中文系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呢?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論。中文系當然應該培養引領未來學術發展方向的人,這也是北大的目標。但是在今天,除了要培養學術性的人才之外,我還想強調,中文系應該能夠培養會寫作的人。雖然當年的系主任楊晦先生說“中文系不培養作家”,但時代不同了……【詳細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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