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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

    周子湘:漂泊的意義,不是回到故鄉
    來源:中國作家網 | 周茉  2020年09月17日07:41

    編者按

    2020年,最早一批“80”后已經40歲了。

    他們從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轉型為社會的中堅力量,并逐漸擁有穩定的形態和鮮明的特征,一路走來,猶疑與執著并舉,迷惘與堅定并在。值此節點,中國作家網特推出“‘80后’作家對話錄:個體·代際·經驗”專題,通過與八位知名“80后”作家、評論家、詩人的深入交流,力圖展現他們的新風貌,以及他們對生活、文學創作上的思考。此外,專題亦約請相關評論家關于“80后”文學的評論文章,多角度闡釋“80后”作家群體的創作。希望在本次專題中,我們能夠對“80后”文學群體有更多新的發現與思考。 讓我們在回望中細致梳理,在展望中奮力前行。

     

    周子湘:漂泊的意義,不是回到故鄉

    周茉/文

    新加坡著名景區,廣場上矗立著潔白的萊佛士雕像,一個將新加坡建為世界重要國際港口的英國人,一百多年前從這里登陸。他的身后,流淌著新加坡的母親河,兩岸高大的芭蕉樹搖動綠葉,把一個姑娘裹進懷抱。

    “429,去把機臺上的晶片送到蝕刻區!”

    “429,Super來了,快下貨!”

    “429,給工程師打電話,五號機臺出問題了,快!”

    坐落于新加坡的世界著名半導體晶圓電子工廠,那臺Super一路呼嘯,被429用推車推著穿過人群。像大片白樺林,連體的白色防塵服裹著一個個人,阻隔了灰塵和細菌,也阻擋了呼吸。

    Super是帶著南洋音的英語:超級晶圓。所有機臺都要為它讓道,耽誤它一分鐘進機臺,整月工資都不夠賠它一小塊。

    429,一個代號,是隱姓埋名的女工,是站在新加坡河岸的姑娘,是十年前的周子湘,和像她一樣的萬千海外打工者。

    如今再想起,周子湘只覺得,時過境遷,漫長光陰沒讓那些東西彌散掉,“他們就在我身邊,我的腦子里,我的心里,從未消失。”他們,散落在《慢船去香港》的紙頁上,在周子湘的這本中短篇小說集里呼吸生長。生活的根扎進故事,虛構的不虛了,五年海外打工經歷的所有記憶與情感,在周子湘筆下淌成了三十萬沉靜的文字。

    “中國在海外務工的兄弟姐妹生存在世界的各個角落,他們不被人發覺,我想將他們的心靈故事寫出來。”

    截止2017年12月,中國累計出境務工人員已超過850萬人,僅是合法渠道出境人員,通過蛇頭、黑中介等方式出境謀生的“黑勞工”并不算在其中。一個龐大群體,沉默的,隱形的。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,散落著遠離故土的打工者,周子湘也在其中。

    “二十出頭吧,打工妹,我是其中一員。”

    船上船下

    4萬噸重量,12層甲板,600余間客房,麗星郵輪雙魚星號從香港出發,在公海繞上幾圈,周子湘的一天過去了。每日要接待郵輪上大量觀光客就餐,餐廳里強壯的印尼小伙子,一手叉腰,一手扶著肩上的托盤,兩條長腿矯健如飛。邊走路邊和香港客人聊天,印尼味的英語里夾雜幾句粵語。

    離開中國去海外打工前,香港郵輪上的餐廳是周子湘的工作地之一。來自馬來西亞、印尼、越南的各國打工者,填滿了行政管理、酒店前臺、俱樂部發牌員等等不同崗位。

    餐廳里內地來的其他打工女孩,有人很快學會了粵語,周子湘很佩服,自己的語言能力實在有限,同餐廳的上海女孩用粵語為游客推銷紅酒,她只能站在一旁干看。這段經歷,后來被她寫進中篇小說《天涯廚王》,發表于《人民文學》。

    “每天早晚夜三班倒,沒有休息,除非你生病。九、十月份臺風季休船時候,能放上幾天假,就是這樣子。”

    待過幾艘郵輪,航線遠至越南、泰國,海水顏色不同,浪花翻涌的形狀不同,透過船艙玻璃,周子湘看到的一小塊被切割成四四方方的海卻沒什么新鮮,她每天面對最久,也是唯一的風景。在陜西西安出生成長的姑娘,第一次那么想念家鄉古舊的城墻。

    船上很多來自內地的打工妹,帶著夢想,也帶著現實生活中的遭際與碰撞,在異地他鄉生存。周子湘代表作之一、短篇小說《慢船去香港》中的主人公茉莉,原型是郵輪上的姐妹,在餐廳端盤子的姑娘想方設法要坐在行政秘書的辦公室里,重溫以前在家鄉的舒適與體面。輿論對一個女人為了達成目的的無端想象總帶有幾分不堪,然而當一個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女性被欲望裹挾前行,也許終究逃不過隕落的悲劇命運。

    “我想回家,我最怕這里的夜晚和大海了,永遠望不到頭,不知道前面是什么,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。”

    ——《慢船去香港》

    這篇小說最早刊發在《民族文學》,2018年被《小說選刊》轉載并獲得第九屆“茅臺杯”《小說選刊》短篇小說獎,同年被翻譯成蒙古文、藏文、維吾爾文、哈薩克文、朝鮮文五種文字,發表于《民族文學》少數民族文字版。

    “我一直在堅持投稿,邊學習邊修改,才慢慢走出來。” 結束海外打工生活后,周子湘決定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——從打工故事寫起。第一本小說集出版,名字就叫《慢船去香港》。

    2016年,陜西省實施“陜西百名優秀中青年作家藝術家資助計劃”,作為導師之一,作家賈平凹選擇了周子湘——

    “敘事是容易的,但在敘述中要把故事人物的靈魂寫出來,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。周子湘走的是寫實的路子,她有很強的寫實功力。無論在人物塑造、性格刻畫、故事架構、立意拓展等方面,她都敢于硬碰硬,而不繞著走。”

    怎么能不寫實呢?他鄉,是刺進打工者內心深處的一根芒刺。那些痛感和質感,像藤蔓,和周子湘的生命緊緊糾纏在一起。寫作,是安撫這根刺的療愈之途。

    很多人說,從這個“80后”作家的小說里讀出了生于六七十年代人的味道,純正,堅韌。“和年齡關系不大,畢業后十幾年我在很多地方,從事了很多工作,接觸過各式人群。”周子湘說,生活經驗和社會經歷讓自己不同于書齋式作家,“我沒辦法單靠想象或某種精神性的東西寫作,必須要有真實做底子,哪怕它很堅硬,會扎疼你。”

    面對生活,周子湘不是幻想主義者,也不是浪漫主義者。她的文字和她的人一樣,腳踏實地,干脆利落。人物塑造和內心世界的刻畫,讓人讀出穩準狠。

    “小說到底寫的是人性,人性是什么?是一個人不愿展示給外界的痛與欲望,是隱匿于內心的幽微情感和精神活動。寫人,有血有肉,豐滿立體,讀起來才能活。”

    小說《女人花》中,花店老板綠月和客戶沈子健最終沒有在一起。讀時我猜想,二人的前期鋪墊會不會引出后續的一段感情?整篇小說是不是以綠月的感情線為主?

    做過花卉生意的周子湘笑,“他倆一個是欠錢的,一個是要錢的,怎么可能在一起?那是浪漫愛情故事里才有的橋段。”

    家具廠老板沈子健,表面風光,實際公司已經虧損,不想還錢,因為拿去還賬就沒法維持公司運營。他還得維護面子,不顯得掉價,不能直接說自己沒錢了,只有拖著。綠月,一個單身女人,靠賣花為生,先得活下去,再考慮談戀愛,考慮跟誰喝紅酒喝咖啡。這并非虛構,很多現實的例子遠比這個殘酷。“按你說的,照著開頭倆人互有好感惺惺相惜發展,歷經磨難最后走到一起,生活規律來說根本不可能。”

    “什么是生活規律?”

    “處在實際情況下,人物的想法、選擇、行動,他會怎么做。好比這篇小說,它的規律就是商業競爭,在商言商,利益永遠是第一位。你讓他倆談戀愛,就不符合生活規律。”

    當我們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思考人生哲學時,現實讓更多人體驗著生存的鋒利。對他們來說,活下去,比怎么活更迫切。

    《慢船去香港》獻給曾經與周子湘一起同甘共苦的打工姐妹。底層打工者的渴望與理想,有掙扎,亦有執守。故鄉回不去,遠方亦是無法到達的彼岸,“我想記錄和挖掘她們靈魂深處的訴求,觸摸她們的脈搏跳動。”

    “你的打工姐妹看到這本書了嗎?”

    “看到了,只要回國的就都看到了,還讓我寄書。”

    “她們看完什么感覺?”

    “她們不懂文學上的事兒,但是她們說很真實。對我來說這是最高的贊譽。”

    上下鋪的四人宿舍,周子湘在郵輪上兩年的棲息地。“你想不到,女工的宿舍布置得精致而美麗”,周子湘回憶,“房間整潔干凈,她們愛美,清貧也能安排好生活。很多從農村來的女孩子,你以為可能邋遢,但恰恰不是,特別心靈手巧。”

    包容和無視只在一線之間,很多生命得已展開的前提,是他們足夠微小,不被看見。“不是說我們是作家(情感)就豐富,別人不是作家就不豐富。無非是她們不會寫,沒有形式和渠道表達出來。”

    小說里很多人物原型,是周子湘異地異國打工時的朋友,寫下來,成了《天涯廚王》《惘然記》《新加坡河的女兒》《愛哭的珍妮》《她的世界正下雪》《別了,蘇菲》…… 人們看到的零星報道中只有這個群體的簡單面目,他們鮮活的世界,比新聞凜冽而真實。艱辛打拼,頑強生活,精神和肉體的沉痛與撕裂,同事、朋友、伴侶、老鄉,相互傾軋又相互砥礪;出走的打工者歸來,面對生疏的家鄉故土,在漂泊的身份中重新觀照自我。這是周子湘,和一代青年面向世界的探索意識。

    現實中主人公茉莉的原型,沒有像小說中魂歸大海,最后選擇回國。彼時的打工姐妹大多留在了異地異國,或一人奮斗,或遠嫁他鄉,回國的只有零星幾個。有的家里給訂了婚,有的聯系好了國內新工作,有的實在受不了,覺著太苦太累。

    “沒想過也在外面闖一番嗎?”我問。

    “沒有,”周子湘回答得很果斷。“出去就是幫家里,為掙錢。”

    “那個時候你在做什么?”

    “剛大學畢業,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。我以為終于能開始好好寫作了。”

    驚心動魄的“80”

    上世紀八十年代,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,人文精神重燃,各種思潮涌入。周子湘回憶,那才真的是全民閱讀。“窗戶和門都敞開,開放和熱烈的年代,中西碰撞,火花四濺。”

    小時候家里書架上放著朦朧詩選和《浮士德》,是周子湘當工人的親戚買的。“當時的標配,大家都買,工廠里很多人帶著書,看懂看不懂都看。”搶著買書、讀書成為潮流的八十年代,空氣里都能嗅出知識的味道。生于1980年,10歲的周子湘和顧城、舒婷、北島、歌德相伴。

    上初中后,周子湘自己攢錢買了《中國現代小說辭典》,讀到傷痕文學,反思文學,尋根文學,海派,現代派,先鋒派……,厚厚一本,到現在還留著。大量文學專業名詞她分不大清楚,但能通過文字描述感受到區別。

    《芙蓉鎮》《風箏飄帶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《游園驚夢》《金鎖記》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——周子湘邊讀邊模仿著寫,看不太懂,但是覺得有意思,還想看。“就是喜歡讀書,喜歡寫作,常把身邊發生的事模仿書里寫成故事。”語文老師整天拿周子湘的作文當范文讀,推薦她參加全國作文大賽,獲了優秀獎。“我記得特清楚,全校就三個人獲獎,我寫的是北戴河。”

    老師說周子湘有天賦,以后可以創作,搞文學。她不懂天賦是什么意思,卻記住了后半句。

    “80后”是幸運的,這代人年輕時趕上了改革開放后文學的蓬勃生長,在觀念形成和語言習得上都正當其時。1998年,上海《萌芽》雜志聯合多所高校舉辦首屆“新概念作文大賽”,以“新思維、新表達、真體驗”為宗旨,號召作者用真情實感,寫出具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文章,由此成為一代“80后”寫作者的敲門磚。

    韓寒,是談到“80后”無法略過的作家之一。周子湘讀他的小說,語言表面戲謔、諷刺,但內部有對社會的思考和批判。“他常常關注一些細節,引人發笑的背后透出思辨性。”

    在周子湘的青春時期,慶山(安妮寶貝)留下的影子比韓寒更深。海外打工期間,周子湘常帶在身邊的書里,總有一本慶山的小說。直到現在,周子湘都在關注慶山的創作,“她的小說具有極致的探索性、獨具一格的語言和對人性黑洞的深刻洞察力。她對現代都市人群的敏銳觀察、不斷探索自身精神成長的特點,在小說《蓮花》中展現最全面。”

    再后來,衛慧的《上海寶貝》出來了。周子湘的朋友從地攤上買來了這本書,扔在一邊,她看見拿回了家。生理欲望、同性感情、迷惘與沉淪……對于當時成長中的文學青年來說,算是徹底“炸”了一次。“沖擊,真是沖擊……它跟之前的文學作品都不一樣,之前都是比較正統的路子。”周子湘意識到,這是一個不同文學觀念相互沖撞、驚心動魄的文學時代。

    在這樣的文學沃野上奔跑的“80后”作家,自由叛逆的精神,無畏無懼的青春姿態,讓大眾視野聚焦于他們極具個人氣質和自我經驗的文字,校園文學、青春文學一度成為“80后”寫作的標簽,以至個性化敘事發生了過度泛濫的危機——“格局狹小、自我封閉、精神單薄”,久而久之,這波初登文學舞臺的青年作家受到詬病。

    周子湘沒有時間像大多“80后”作家那樣,在那個年紀沉溺于自我的精神世界,她真正的文學理想和寫作啟蒙,在海外打工的日子里生根發芽。

    我的疼痛,不是異國他鄉

    香港郵輪工作期滿后,周子湘到新加坡電子廠當女工,更累,收入卻高一些,當時匯率大概1:5,1元新幣相當于5元人民幣。芯片檢測員,從晚上七點到早上七點,十二個小時的夜班,周子湘干了近三年。每天早上別人醒過來,她剛下班,倒床上沾枕頭就睡著。

    周子湘經常看著宿舍門外被晨光拉長的自己的影子,對著它嘆氣:只有你與我相伴了。異國漂泊,文學成了唯一的慰藉。新加坡圖書館的圖書證上,紅色印記蓋滿了每一頁,周子湘是借閱率最高的讀者,圖書館管理員認為她信譽良好,寬限了借閱期限。

    “說起來,我真正開始動筆,是在新加坡,在更苦更累的這個電子廠。”

    車間里,穿著厚厚的防塵服,戴著防塵手套、防塵口罩。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,只留兩只眼睛,在電腦上邊看屏幕邊偷偷敲鍵盤。不是寫工作報表,是寫小說,所以只能膽戰心驚。一旦暴露,就有被開除的風險。

    一邊構思人物情節,一邊防著組長進車間巡查,周子湘小心翼翼,還是被抓住了,組長說她上班不務正業,再有下次就嚴肅處理。后來有一天,組長在《聯合早報》上發現了周子湘發表的小說,對她說,你寫的小說我看了,不錯。沒想到你還真會寫。只要不耽誤工作,你寫吧,我不抓你。在這之前,同為女工的姐妹因為被查到電腦有游戲記錄而被遣返回國。

    “可是我很失望”,周子湘說,“因為不是正經的文學刊物。”

    1997年,原創文學網站“榕樹下”橫空出世,風靡于抱有寫作理想的文學青年群體。通過網絡,許多人圓了一次寫作夢。寧財神、蔡駿、郭敬明、饒雪漫……這些人都曾經在榕樹下發文,有些人因此成名,徹底改寫了自己的命運。有網友說:這里有比文學更重要的東西,我不再僅僅為文字寫作,我為生活寫作,寫出自己心里的感受。

    除了工作車間,“榕樹下”是周子湘待得最多的地方。省吃儉用攢錢,花兩千新幣(約合一萬元人民幣)買了臺電腦,“那時的作品還很稚嫩,都是練筆,談不上好。反正一有時間就寫。”

    周子湘不是驕矜的人,80年代在工人家庭成長起來,有小十多歲的弟弟要照顧,家里大小事她都參與拿主意,是個扛擔子的主心骨。我一直不明白,既然體力上的苦累都不是問題,為什么她反復說海外打工最難忍受異鄉的孤獨。

    “你不知道,我太想寫作了,但是沒人支持,海外打工(寫作與發表)太難了,” 周子湘說,“母親強烈反對,覺得搞文學沒用,沒前途,能當飯吃嗎?” 寫作這條路上,周子湘孤軍奮戰。

    家庭不理解,做出的努力與成績都是否定。身邊沒有朋友對文學有興趣,能同她分享。在新加坡電子廠,上班不能遲到,周子湘每次早去車間1個小時,休息室人少,能多些安靜看書的時間。其他打工姐妹帶著零食瓜子,邊聊天邊看她,覺著她像個傻子。沒人關心周子湘發表了什么,多一張報紙包東西比上面登出的信息更能吸引她們。

    “喜歡寫作的人更注重精神層面的交流。海外打工,大家都孤獨,但不是我這種孤獨。她們的孤獨是沒有男朋友、不能出去玩的孤獨。”

    唯一能交流文學的對象,是網上的一個老師。回國后,周子湘報名參加“新教育網絡師范學院”的線上授課,其中一門教授哲學和古典詩詞,她常把自己寫的小說發給那門課的講師看。“他告訴我自己的閱讀感受和寫作建議,給了我很大幫助。”

    周子湘在小說中寫了很多女性,她筆下的女性總是疼痛的。像一篇評論所寫:她們的疼痛不是青春的小打小鬧,不是物欲饜足之后的敏感空虛,而是來自生活磨礪與重擊的切膚之痛。她們投入一段段感情,這些感情棲身于陰影中,投射到現實生活,大抵會被演繹成以女人為原罪的狗血八卦。作為女作家,周子湘貢獻了與男性主導的社會所不同的視角,她將女性置于中心,細細描摹她們的心路,使她們的感受傳遞出溫度。

    提筆之前,周子湘并不確切清楚自己的角色。“直到打算寫她們,我才發現,我就是女工,身在其中,和她們一樣。我不悲憫著俯瞰,也不仰視,為她們歌功頌德,我是這個群體的一員,她們是我,我也是她們。”

    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,寄回家里,家里人從銀行取出的,是厚厚一沓人民幣。紅色的紙,像女工們的血液,河流一樣流回自己的家鄉。

    ——《新加坡河的女兒》

    這篇《新加坡河的女兒》,寫了一個女孩在異國的打工生活,還有注定無疾而終的愛情。周子湘告訴我,這篇小說為自己而寫。她讀過打工文學,讀過鄭小瓊的詩歌,“她的詩寫得很好,打工那種痛,我能深切地感悟到。”

    “打工群體的關鍵詞是痛嗎?”

    “不一定,我不敢妄議。有的人不一定覺得痛,他可能覺得是別的東西。就我個人來說,是有一種痛感的。”

    痛感是什么?周子湘最遺憾的是,如果有比較好的環境能接觸到文學的話,會對自己的寫作更有幫助。

    “你對文學非常熱愛,也非常想寫作,但是你沒有渠道。沒有渠道是什么意思?信息是封閉的,想學你都不知道跟誰學,沒地方弄明白文學是怎么回事,怎么能寫好。正式發表渠道也沒有,除了網上隨便寫一寫,就是看個郵箱瞎投。”

    從淺灘到江河

    如果“80后”的群體個性被定義為自我與張揚,在周子湘身上,這份特質變成了內斂式的隱忍和堅持。

    二十出頭的年紀,只身去海外打工,哪個女孩會真心愿意呢?“挺委屈的,犧牲了我的青春和理想,從學校畢業,我想好好寫作。但是沒辦法,家里那個情況,你張不開嘴。”

    妥協和退讓,在生活里有,在文學里沒有。“委屈化成了動力吧,我更要追逐文學理想”,周子湘說,“現在我家里都不知道我在寫什么,他們也不看。”

    豐富的生活經驗塑造了周子湘扎實厚重的文學風格,寫小說,她不困難。“一氣呵成,我寫小說很順。不是嘩嘩寫出來不停筆的順,是思路順,清晰,不卡殼。好像這個寫完了,下個就在那等著我。”

    周子湘覺得,寫小說很快樂。

    “沒有過痛苦的時候嗎?”

    “有啊,生活當中有痛苦,寫小說沒有。”

    “提筆回望海外打工的日子,不會有痛苦嗎?”

    “那還是生活本身的經歷。我寫小說是享受的狀態,真的,很快樂。我生活快樂的來源,很大一部分都是寫小說在支撐。”

    周子湘將寫作比喻為談戀愛,你欣賞對方,對方也喜歡你,兩人在一起志趣相投,鬧別扭也能很快和好。“你們彼此有渴望,不就是在談戀愛嗎?”

    海外打工是周子湘的一段經歷,有一天寫盡了,她的寫作該往何處去?對此周子湘并不擔心。“很多人會問脫離打工生活你寫什么呢?對我來說不成問題,因為我有捕捉生活的能力。”

    寫《納棺人》,周子湘走近為去世親戚進行殯葬美容的化妝師,描繪了一個邊緣群體的內心世界;寫《女友夏蘭蘭》,周子湘自己到即將拆遷的城中村,和村民們嘮嗑聊天,有了在男友安排下與老光棍假結婚的進城女孩的故事;寫《駱玉珠傳奇》,周子湘采訪了到云南執行任務的緝毒警察……

    寫小說一定要有設身處地的現場感嗎?我有些疑惑。當某個人物或事件足夠吸引你,占有素材的基礎上進行虛構似乎是慣常手法。

    “不,我絕對不這樣寫,”周子湘很肯定,“人物是靈魂,人物不能造。很多人物為什么扁平化,虛構太多了,都靠猜。要么失真,要么單薄。對我來講小說第一點不是抓故事,不是抓情節,是抓人。”

    以前,周子湘看到什么就寫什么,寫別人,寫自己。現在她更深入地關注和思考整個社會。

    新作中篇科幻小說《月球異鄉人》,發表在《小說月報·原創版》。還是打工青年的故事——周子湘想象了60年之后的地球與月球,主人公杰克為了移民月球,要完成秦始皇兵馬俑DNA復制的任務,小說在科幻想象力的外殼下探索人物內心世界。

    最初她對科幻并不感興趣,機器怎么能和人相提并論?直到看了一部紀錄片《宇宙大爆炸》,“吸引我的是,它里面也有人文性的東西。并不只是冷冰冰的科技。”

    周子湘常說起張承志的小說《北方的河》,現代知識青年探索人生的精神歷程。一邊是黃河、湟水、永定河、額爾齊斯河和黑龍江,一邊是主人公追隨它們的青春足跡。她很喜歡這篇小說,為自己整個青年時期帶來深遠影響。“和他的許多小說一樣,這篇小說呈現出象征意蘊濃厚的詩化風格。是小說,也是一首生命長詩。”

    一晃,“80后”年近不惑。人到中年,周子湘的腦海中無數次出現那條“北方的河”——像生命進入河流的壯闊與深流之處。

    “以前我是淺灘里的小魚蝦,蹦呀蹦。現在回看,自己有很多無知的行為,包括對寫作的無知,都會有。你獲得越多的時候,越會感到自己的無知。”

    “現在呢?”

    “我不是那種對生活要求很高的人。我唯一的要求,有個安靜的地方寫小說就行。”

    后來,周子湘特地寫了一段話,囑我一定要呈現在文中——“這是我最真實真誠的想法”:

    假如你站在陜西奔騰厚重的黃河岸邊,就會明白,個人在整個時代中的渺小。年齡讓你經歷了事情,已經有自己的判斷力,知道輕浮的生命應該過濾掉,留下沉甸甸的生命質量。漢江讓我思考,個體的生命,如何最終獲得生活的真正意義。渭河使我懂得,無論怎樣奔騰的河水,最終都會變得平靜而深流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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